胡鞍鋼:鄧小平人力資本投資決策與長期紅利

推薦人: 來源: 時間: 2020-6-5 17:50:33 閱讀:
 字體大時間:2020-6-5來源: cdldbz社保

[摘 要]中國教育的現代化之路一直是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和戰略抉擇,不同時期的領導人對于教育現實狀況的認知和判斷均對教育現代化產生重要影響。中國的教育現代化進程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誤的教訓。就鄧小平個人而言,他關于高等學校招生辦法曾先后做過兩次重要決策:第一次是1966年6月13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與劉少奇一起做出了推遲進行高等學校招生并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的決定。第二次是1977年9月,鄧小平力排眾議,提出恢復高等教育考試制度,獲得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第二次決策不但產生了長期的人力資本紅利,還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進程,奠定了現代化教育體制的基礎。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同時也是人力資本缺乏的國家。從國家現代化的角度來看,人口多成為經濟發展的沉重包袱,人力資本少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人多并不一定是好事,除非將人口包袱轉變為人力資源財富,[1]因此,中國應當以人力資本作為第一資本,以人力資源作為第一資源,以投資人民、開發人力資源作為基本國策。中國的現代化本質上是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本質上又是人力資源或人力資本存量的不斷擴大、積累,成為經濟發展越來越重要的源泉,構成國家財富(物質財富、社會財富、文化財富、生態財富)的最終基礎。[1](p.174) 領導人對中國基本國情的認識直接影響人力資本投資決策及其人力資本積累的過程,進而也會影響人力資本對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長期紅利。從過去幾十年來看,中國在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方面,也經歷了先成功、后曲折、再成功的歷史過程,逐步實現從沉重的人口包袱到世界人力資源或人力資本強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數第一大國。

一、從文盲充斥大國到現代教育大國

近代以來,中國不僅是世界現代化的落伍者、后來者,還是教育現代化的落伍者、后來者。直到20世紀初,才從西方引進了現代教育,建立國民教育制度。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經歷了半個世紀左右的時間,從高等教育的視角來看,全國僅有18.5萬人具有大專以上學歷,占總人口的3.42?。全國大學在校生人數僅為11.7萬人。[2]當時全國有80%左右的人屬于文盲、半文盲,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1.0年,是一個文盲充斥的大國。[3]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開始了一場空前的文化建設,其中包括“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普及教育,加強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術教育等”[4]。

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人力資本水平明顯提高。根據1964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人口文盲率下降至32.3%,比1949年的80%減少了一半之多;大專及以上人口達到了287.5萬人,相當于1949年的15.5倍,1949~1964年期間,年均增長率高達21.6%;全國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2.6年,相當于1949年的2.6倍,1949~1964年期間,年均增長率為7.06%,大大高于同期總人口年均增長率(為2.08%)。即使因“大躍進”高等教育受到嚴重影響,高等學校在校生數由1960年的96.2萬人下降至1965年的67.4萬人[2](p.483),這仍是中國現代教育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

盡管中國的現代國民教育特別是現代大學教育發展速度快,成效顯著,但是人力資本水平低下的基本國情還沒有根本改變。與發達國家相比,1965年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美國為10年,相當于中國的3.8倍;日本為7.5年,相當于中國的2.9倍。尤其是大專以上人口相當匱乏,僅占全國總人口(7.23億人)的0.416%。從這一基本國情出發,就需要持續加速國民教育現代化,也包括加快現代高等教育發展。

二、毛澤東從改革教育制度到發動“文化大革命”

1965年后,毛澤東把“反修防修”的重點轉到如何防止中國共產黨內特別是黨的領導機關出現“修正主義”上來。[5]他對學術界、教育界的判斷也有所改變。1966年3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講:“現在,大學、中學、小學大部分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富出身的人壟斷了。”[6]同年5月7日他給林彪的信中又重申了這一觀點。因此,毛澤東提出改革教育制度,不是改變現代教育仍然落后的狀況,而是要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

實際上,毛澤東在此之前就已經提出了改革教育制度的設想。1964年,毛澤東提出教育制度要改革,“階級斗爭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學畢業?”[7]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于同年9月11日下發了《關于組織高等學校文科師生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通知》。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以教育戰線作為重要突破口的。1966年6月12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在談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時說:“先奪權,批評權威,再搞教學改革、學制改革。中央要搞個高中、大學入學考試制度,辦法是學校推薦和選拔相結合。”[8]6月13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劉少奇、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將當時的招生考試辦法稱為“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制度的框框”,并決定將1966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實際上是讓全國大中專學生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運動。

6月18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同時發表《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論。社論稱:“舊的招生考試制度,已經成為社會主義教育事業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絆腳石。”6月27日,高等教育部發出通知,1966年、1967年的研究生招生工作暫停。[9]

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出《關于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解放以來,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雖然不斷地有所改進,但是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制度的框框。決定取消考試,采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這就成為20世紀70年代初大學招生的辦法。

但“文化大革命”一旦發動就很難按照發動者、領導者的意愿進行下去,常常是“南轅北轍”。先是“停課鬧革命”(1966年6月),停止了大專院校招生;再是“復課鬧革命”(1967年年初);接著指派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大專院校、驅散紅衛兵(1968年8月);動員初高中畢業生上山下鄉(1968年12月),實際上是以強行動員的方式讓大批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由此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一次人力資本投資和積累的中斷。

三、“文化大革命”的人力資本損失

“文化大革命”對高人力資本(主要指大專以上教育程度人口)和中人力資本(指中等專科教育程度人口)的積累過程產生的沖擊性、中斷性乃至長期性影響,被鄧小平稱為是“最大的損失”,耽誤了一代人。

大學停止招生4年時間,在校生人數大幅度下降(見附表)。保守估計,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若按1965年作為基數計算,全國少培養了上萬名研究生、100萬名大專畢業生和200萬名中專畢業生。實際數可能還會更大,因為中國大學或高中階段的入學率大大低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1979年在連續三年恢復高考招生之后,中國的大學入學率僅為1.2%,只是其他低收入國家平均數的一半,只有發展中國家平均數的1/4。[10]此外,停止招收留學人員長達6年(指1966~1971年)。

中專教育也受到嚴重沖擊,招生數下降,以至停招,在校生大幅度下降。1979年職業技術學校在校學生總數只有140萬人,遠低于1965年的水平;職業技術學校在校生數占全部中等學校學生總數的2.4%,遠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數11%。這種情況導致的部分結果就是,1979年勞動力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只占0.5%,受中等技術或職業專科教育的也只占0.9%(其中很多是教師)。[10](pp.92,93)

1977年10月22日,鄧小平在會見朝鮮中央通訊社代表團時講,“四人幫”在各個領域都造成很大的破壞,受破壞最大的(領域)是教育和科學技術。教育受到的破壞就是不讀書,使科研隊伍后繼乏人。[11]這就是為什么鄧小平改變原定高校招生方案,力主恢復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制度的原因。

四、鄧小平:以教育戰線作為改革開放突破口

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也是選擇以教育戰線作為突破口。

關于是否恢復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制度的問題,其爭論焦點是繼續沿著所謂“文化大革命”的路子走下去,還是轉向正常的符合現代教育發展規律和特點的招生考試做法。這不只是一個路線之爭,還是一個關于人力資本投資的基本常識之爭,更是涉及千家萬戶的民生大事,也只有通過社會實踐檢驗才能判別正確與錯誤。

早在1975年,鄧小平面對重重阻力,就提出讓軍隊帶頭,在軍隊搞一所國防科技大學,從高中直接招生。1977年5月24日,尚未正式復出的鄧小平對王震和鄧力群講,日本從明治維新就開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的力量。明治維新是日本新興資產階級進行的改革,我們是無產階級,應該干得比他們好。他明確地提出,抓科研必須同時抓教育。他特別提到:要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在重點中學和大學。他還表示,如果他出來工作,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他希望從現在就開始,從小學做起,5年小見成效,10年中見成效,15年、20年大見成效。[12]

在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教育部對高等學校招生制度做了較大的改進,改變“文化大革命”期間不考試的做法,恢復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辦法。

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召開第一次高校招生座談會,討論解決了參加高考的學生資格等問題,并提出了高校招生方案。

7月23日,鄧小平談道:“教育要兩條腿走路,要有重點。大學要從工農兵中招生,重點學校可以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生”。[11](p.165)他還說,“不管招多少大學生,一定要考試,考試不合格不能要。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門’。”[13]

7月29日,鄧小平與方毅、劉西堯等談教育工作,提出“要抓一批重點大學,重點大學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辦科研的中心”。他還提出,“有幾個問題要考慮:第一,是否廢除高中畢業生一定要勞動兩年才能上大學的做法?第二,要堅持考試制度,重點學校一定要堅持不合格的要留級。對此要有鮮明的態度。第三,要搞個匯報提綱,提出方針、政策、措施。教育與科研兩者關系很密切,要狠抓,要從教育抓起,要有具體措施,否則就是放空炮。”[11](p.167)當時這一決策引起了很大的爭論。8月1日,鄧小平與方毅、劉西堯等再談教育問題。他指出,辦教育要兩條腿走路,學校可以搞多種形式。總的目標是盡快地培養一批人出來。根本大計是要從教育著手,從小學抓起,否則趕超就變成了一句空話。重點大中小學校,數量不能太少,現在要立即著手指定。兩條腿走路,但要有重點。重點大學就是直接從高中畢業生中招生。編寫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進的東西,洋為中用,特別是自然科學方面。從最先進的東西教起,一開始就啟發學生向著更廣更深的方向發展,這就有希望了。[11](pp.168~169)他還說,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中通過自學達到了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辦法、經過什么途徑選拔回來。這種人成千上萬,要非常注意這部分人,愛護這部分人,千方百計把他們招回來上大學或當研究生。[14]

8月6日,鄧小平主持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他提出:“從明年開始執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準備,把學制、教材、教師、學生來源、招生制度、考試制度、考核制度等都要確定下來,都要搞好。搞好后就不要經常變動了。當然小改也還是可能的。”他提出,“把原來寫的招生報告收回來,根據大家的意見重寫。招生涉及下鄉的幾百萬青年。要拿出一個辦法來,既可以把優秀人才選拔上來,又不要引起波動。重點學校要統一招生。今年下決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學生要符合要求。”[11](pp.175,176)

8月8日,鄧小平堅決表示,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接收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11](p.179)

8月17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友誼賓館再次召開了全國招生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確定的招生對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尚未分配工作的)、復轉軍人、干部和應屆高中畢業生,年齡20歲左右,不超過25歲,未婚。對實踐經驗比較豐富并鉆研有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年齡可放寬到30歲,婚否不限。[15]

8月18日,鄧小平審閱并同意教育部提交的《關于推遲招生和新生開學時間的請示報告》,報告提出,原計劃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8月開始招生,11月中旬新生開學。現根據鄧副主席指示,我們將對高等學校招生制度作較大的改進,招生時間擬推遲到第4季度,1977年新生于明年(指1978年)2月底前入學,推遲3個月(包括寒假)。[11](p.185)

9月25日,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從當年起高等學校招生改變“文化大革命”期間不考試的做法,恢復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辦法。[11](p.185)

1977年高等院校招生考試工作推遲到第4季度進行。12月,全國約有570萬名青年參加高等學校招生考試,應考者是1966~1977屆畢業生,年齡在15~16歲到30多歲之間,各大專院校從中擇優錄取了27.3萬名學生,錄取率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低的,僅為4.8%,被錄取新生于1978年2月前后入學。[16]

1978年7月,又有610萬人參加了全國第二次高考。兩次總計1180余萬人的招考創下了中國乃至世界高等教育考試史上的紀錄。[17]這充分反映了這一代人渴望上學、渴望知識,更渴望改變自己命運的強烈愿望,他們終于等到了這次真正能夠自主選擇的機會。

這是鄧小平復出之后的第一個重大決策。從提出設想(1977年5月)到決策(1977年10月),再到實施(1977年12月),僅僅幾個月的時間。一年之后的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則是第二大決策。筆者把這第一個重大決策稱為改革開放的“種子”,正是鄧小平決策恢復高考,為中國現代化種下了人力資本的“種子”,才成就了后來改革開放“生根、開花、結果”的局面。

1982年,當七七級和七八級大學生畢業時,全國具有大專以上學歷人口約610萬人,只占全國總人口比重的0.615%。到2013年,全國具有大專以上學歷人口約1.3億人,占全國總人口比重的9.6%,已經超過了日本總人口(為1.27億人)!

六、恢復招收研究生,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學位制度

1978年,是中國恢復研究生制度的元年。

1977年8月4日,鄧小平就提出,對那些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通過自學達到較高水平的人,要千方百計找他們回來上大學或當研究生。他還特別提到,過幾年后,大學要重點培養研究生,這樣做研究人員成長得快。這是個方針問題,這樣出人才會快些。我相信中國人聰明,會大量出人才的。[11](p.173)這表明,鄧小平非常清楚培養高端人才需要從培養研究生做起。

正是在鄧小平的直接推動下,1978年1月,教育部和國家計委制定了全國研究生招生計劃。[11](p.255)2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決定面向全國招收研究生。當年全國共錄取了1.05萬多名研究生。這個數字已接近“文化大革命”前17年(指1949~1966年)培養的研究生總數。[16](pp.107,193)

正當全面展開招收大學生、研究生的過程中,鄧小平等人又遇到了新的問題。作為現代大學教育,要不要實行學位制度?如果要實行學位制度,采用哪種學位制度?哪種制度更能代表世界潮流?

實行學位制度是一個國家培養高層次人才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現代國家普遍采取的基本制度。世界上有不同的模式和做法:一種是西方國家普遍采用的三級學位制,即設立學士、碩士、博士三級學位。1935年4月,中國就曾引進、仿效美國實施的學位制度。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有200多人獲得碩士學位。另一種是蘇聯采用的兩級學位制,即只設博士、副博士學位,大學本科不設學位。由于新中國成立后受蘇聯高等教育體制的影響,就沒有再采用西方國家的三級學位制,只是實行研究生教育。1950年開始招收研究生,至1965年共招收22700多人。

1961~1964年,由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科委主任聶榮臻主持草擬的學位條例基本上參照的是蘇聯模式,但是這一條例沒有成為正式制度。

當鄧小平考慮中國籌建什么樣的學位制度時,有兩個重要人物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一是胡喬木,二是蔣南翔。這與他們都在清華大學上過學有關,了解西方的學位制度。

教育部部長蔣南翔親自主持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草案)》,于1980年2月12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獲得通過,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對此,蔣南翔做了說明,這次擬定的學位條例采用了三級學位制,以便與國際上通行的學位制度溝通,有利于派遣留學生和國際學術交流。這次擬定的學位制度具有中國特色:一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我們要通過學位制度促進“又紅又專”的高級專門人才的成長,要求不同的學位申請者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二是必須強調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方針。各級學位申請者既要在本門學科的基礎理論、專門知識方面達到相當的學術水平,又要具有相應的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兩者都不能偏廢。三是必須貫徹質量第一的原則,我們國家的學位制度要名副其實。

1981年7月26日至8月2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第一次會議通過中國首批博士學位授予專業點805個,可以指導博士的導師1143人;授予碩士學位的專業點2957個。[16](p.460)

七、鄧小平提出選派出國留學生

1977年8月8日,鄧小平主持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首次提出派人出國留學的設想。[11](p.179)

1978年6月22日,鄧小平同方毅、蔣南翔、劉西堯等談話,提出增大派遣留學生的數量,要成千上萬地派,在這方面多花些錢是值得的。這是5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科學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11](p.331)體現出鄧小平關于培養高端人才的戰略設想。

7月10日,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科學技術顧問、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弗蘭克·普雷斯。普雷斯希望此行能為中美兩國簽訂農業交流、空間技術和留學生及學者交流等協議打下基礎,同時他向鄧小平建議中國選派20~30名學生到美國學習。讓普雷斯完全沒有想到的是,鄧小平建議美國接受700名中國理科留學生,而且未來幾年的目標是幾萬人。普雷斯馬上打電話給卡特總統,在凌晨3點把總統從睡夢中叫醒,請他批準中國派700名學生到美國學習,而且未來幾年歡迎更多的學生到來。后來,卡特欣然同意了中方的要求。[18]

8月4日,教育部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發出通知,1978年出國留學生(包括大學生、進修生、研究生)的名額增至3000名以上,主要面向學習理工科(包括農、醫)有關專業。[16](p.142)8月20日,鄧小平批準教育部《關于派遣出國留學生工作的幾點請示》,同意1978年派遣3000名留學生,并將派遣的重點放在進修生及研究生上。[11](p.354)

8月底,《人民來信摘報》反映上海虹口區模范中學一學生要求自費去日本留學。鄧小平批示同意方毅“可以允許”的批復意見。[11](p.365)至此開啟了自費留學途徑。

1978年下半年,中國第一批留學生到達美國。1979年,有1025名留學生在美國學習。到1984年,留學生人數達到14000人,其中2/3的人學習物理、醫學和工程。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甚至被稱為公派留美理科生的“預備校”。[18](p.128)

1982年7月16日,國務院批準教育部等部門《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規定》,提出自費留學是培養人才的一條渠道,[16](pp.556~557)以后自費留學逐步發展成為留學主渠道。

八、鄧小平同意建立博士后流動站制度,培養高端人才

1985年5月21日,鄧小平會見李政道教授和夫人,就發展科學、培養人才問題交換意見。李政道向鄧小平建議,為了給中國在國外的科研人員回國工作創造一個有利條件,可先建立十幾個博士后流動站做試點。這一次李政道當面向鄧小平陳述時,鄧小平還特意問,博士已經很“博”了,為什么還要培養博士后呢?當李政道作了解釋之后,鄧小平表示贊成。他說:“博士后,對我來說是新事物、新名詞,我第一次聽到……設立博士后流動站,是一個新的方法,這個方法很好。培養和使用相結合,在使用中培養,在培養和使用中發現更高級的人才。十個博士后流動站太少,要建立成百成千的流動站,要成為制度。”[19]

1985年7月,中國開始實行博士后制度。這表明,海外華人對中國建立現代教育制度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鄧小平的決策極大地推動了中國高層人才培養制度的建立,這是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一個典型的制度變遷案例。

1985年,全國博士后流動站僅有102個,到了2013年,已經達到了2703個。1985~2013年期間,累計出站70289人。

九、小結:鄧小平人力資本決策的長期紅利

鄧小平關于高等學校招生辦法曾先后做出兩次重要決策:第一次是1966年6月13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與劉少奇一起做出了決定:推遲半年進行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并提出了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第二次是時隔11年的1977年9月,鄧小平力排眾議,改變了原定1977年招生方案,再次推遲半年進行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正式向華國鋒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恢復高等教育考試制度,獲得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批準(1977年10月5日)。

兩次決策過程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決策機制,因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決策結果,不同的決策結果也反映了中國決策者的學習過程,這包括成功與失敗、正確與錯誤兩個方面的認識和總結。就鄧小平個人而言,第一次是被動決策,第二次則是主動決策。沒有決策失誤,就沒有決策代價,沒有決策代價,就很難達成政治共識,并迅速做出正確的決策。

早在1977年5月,針對“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教育和科技,鄧小平就曾設想復出之后,大抓教育。做到5年小見成效,10年中見成效,15年、20年大見成效。[12]很清楚,鄧小平不僅是大政治家,而且還是大戰略家,他做出的恢復高考、招收研究生、建立學位制度、推動出國留學、設立博士后流動站等一系列人力資本投資決策,都是富有長遠性、戰略性的決策,并產生長期的人力資本紅利,進而也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

這一長期的人力資本紅利表現為(見下頁表):與1978年相比,2013年相當于1978年高等學校在校生數的28.8倍、研究生在校生數的164.1倍、出國留學生數的481.3倍。此外,筆者估計,在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大學毛入學率僅為0.5%左右,1978年也不足1%,到2013年,達到了34.5%。這就是說,按大學毛入學率來計算,2013年全國大學學齡人口考上大學的機會是1978年的30多倍,是70年代初的60多倍。與美國相比較,1980年中國普通高校在校生數只相當于美國的(1047.5萬人)的1.6%,到2005年中國就超過了美國,到2009年中國相當于美國的122%;1980年中國研究生在校生數(2.16萬人)只相當于美國的(134.3萬人)的1.6%,到2007年中國(119.50萬人)相當于美國(229.4萬人)的52.1%,2013年中國達到了179萬人,估計到2015年左右中國會超過美國。

這都源于1977年5月尚未復出的鄧小平的戰略構想。我們不僅感恩鄧小平,更要向鄧小平學習,誠如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時所講的:“我們紀念鄧小平同志,就要學習他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洞察國內外發展大勢,作出了一系列事關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事關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重大戰略決策”。[20]

鄧小平關于人力資本投資的決策就是最典型的成功案例。他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不僅成為中國人力資本投資的長期紅利,也是留給后人最寶貴的政治財富。

{title}

資料來源:《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版,第72~75頁;《中國統計摘要·2014》,中國統計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154頁。

說明:2013年與1978年相比較的兩組數據,為筆者根據上述資料計算而得。

[ 參 引 文 獻 ]

[1]胡鞍鋼:《中國:走向21世紀》,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80、183頁。

[2]《中國統計年鑒·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頁。

[3]胡鞍鋼、王洪川、鄢一龍:《中國現代化:人力資源與教育(1949~2030)》,《教育發展研究》2015年第1期。

[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頁。

[5]《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3頁。

[6]《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4頁。

[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頁。

[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3頁。

[9]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年~1997年)》,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3頁。

[10]世界銀行經濟考察團:《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頁。

[11]《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頁。

[12]顧為銘:《1977年恢復高校招生考試制度的最初醞釀》,《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5期。

[13]楊勝群、陳晉主編:《歷史轉折 1977~1978》,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49頁。

[14]?《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頁。

[15]張樹軍、高新民主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歷史檔案》上,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頁。

[16]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4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頁。

[17]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國家博物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1頁。

[18]〔美〕傅高義:《鄧小平與中國的對外開放:1977~1979年的中美關系》,朱佳木主編:《當代中國與它的發展道路——第二屆當代中國史國際高級論壇論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頁。

[19]《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76頁。

[20]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8月20日)》,《人民日報》2014年8月21日。

[作者簡介]胡鞍鋼,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文章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

牛仔和外星人送彩金 qq游戏欢乐麻将 股票信息查询 贵州捉鸡麻将规则 黑龙江快乐10分规律 湖北荆州麻将卡五星规则 网上五分彩可靠吗 搜索甘肃快3开奖结果 3d最准确的独胆计算方法 上海百搭麻将怎么翻倍 网上赚钱哪个靠谱 广东麻将牌型 天津快乐10分钟开奖查询 安徽体彩十一选五 西甲射手 微乐江西麻将手机下载安装 十一选五走势图一定牛